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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admin 发布于:2019-06-26 14:52 文字:【 】【 】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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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传统目录学中,选本属于集部总集类,其功能在于删汰繁芜与解释评论。选本与诗话、笔记、评点及序跋等批评方式,构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批评的主体。自《文选》开选本之风后,宋人李昉等的《文苑英华》、姚铉《唐文粹》、吕祖谦《宋文鉴》等断代选本均沿袭《文选》体例,在分类上并无新创。《文章正宗》突破了《文选》不取六艺、史传、诸子的选文标准,将范围扩展到史、子两部,创立了后世古文选本的通行体例。

  《文章正宗》分正、续集。正集二十四卷,分四类: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。卷一至三为辞命,卷四至十五为议论,卷十六至二十一为叙事,卷二十二至二十四为诗赋。所收文章周秦起、诗赋虞夏始,迄于唐。续集二十卷,真德秀晚年所编,分三类:论理、叙事、论事。全收宋代名家作品。全书于正文之外,还有真氏“点”“抹”“撇”“截”等批点。《文章正宗》在真德秀生前已有自刻本问世,明清两代不断翻刻,甚为流行。常见版本,有明正德十五年马卿刻二十四卷本、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范惟一浙江刊本三十卷本、清乾隆杨仲兴据宋版的复刻本等。明清两代对朱子之学高度重视,朱熹编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,《文章正宗》随之成了举子们的必读参考书之一,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  《文章正宗》的选文具有鲜明的文体分类和归类意识,由此开创了全新的文体观念与批评范式。在辞命、议论、叙事中,收录了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章节。其中辞命类39篇、议论类21篇、叙事类21篇,数量庞大,“总集之选录《左传》《国语》自是编始,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)。这种分类与宋人编纂文章总集的眼光一致。譬如南宋汤汉《妙绝古今》中选录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篇章,也近四分之一。在以诗赋、骈文为正宗的时代,文章以抒情和论理为要务,但在以《文章正宗》为代表的宋人选本传统中,文章的叙事功能得以高度重视。《文章正宗》首次将“叙事”作为文章分类。《文章正宗纲目·叙事》:“独取《左氏》《史》《汉》叙事之尤可喜者,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,以为作文之式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八《总集类》)在南宋古文之学兴起和文章之学发达的背景下,《文章正宗》此举具有示范意义。

  《文章正宗》的文章归类法具有极强的概括力和典范性。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认为,真氏之前的文粹、文类只收一代之文,而《文选》编次无序,缺乏一个内在的系统,“独《文章正宗》义例精密,其类目有四:曰辞命、曰议论、曰叙事、曰诗赋。古今文辞,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”(《文章辨体》凡例)。这种归类意识到明清以后又有新的发展,一直影响到现在。

  不同于六朝时期有文体分类实践而缺乏文体分类理论阐述,宋人开始在文体分类的学理依据上进行理论建构,《文章正宗》便是其中的代表。在《文章正宗》所归类的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四大类中,每一类前都有一个小序,用以说明每一类文体的缘起、功用及体制特点、写作要求等,并对代表的作家作品予以列举,从而彰显其文体的分类观念和归类意识。这种文体的归类意识,到明清以后发展更为成熟,很多文章总集在编撰时,譬如高棅《唐诗品汇》、吴讷《文章辨体》、黄佐《六艺流别》、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等,都在文体的类目之前用小序来说明分类与归类意图,以期阐明编者的文体观念。

  《文章正宗》在文类方面的新创,源自选者所独具的道统观念与理学眼光。宋代选本,深受唐宋以来学术思潮和选本传统的影响。唐代自韩愈以来,形成了尊道统的学术传统,宋初柳开、王禹偁倡导重道统、重义理,其后文坛领袖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,奠定了宋代文学讲格求意、重义理的基调。王安石《四家诗选》就明显地贯穿了尊杜宗韩、有补于世的观点。真氏之前,有吕祖谦选编的《古文关键》,所选唐宋散文六十多篇,以说理文为主,对尔后“唐宋八大家”多有提及,是现存最早的夹杂有评点的散文选本。名曰“关键”,旨在建立了一个正统的古文系统,以明示初学者门径。选文只为作文的立意、布局、炼字炼句,其总论、旁批,批语均不涉及思想内容。与吕氏兼有古文家和理学家的眼光不同,在《文章正宗纲目》中,真德秀批评了《昭明文选》《唐文粹》未得源流之正。《鹤林玉露》记载了真氏对时人诗文选本的痛切评价:“笔头虽写得数句诗,所谓本心不正,脉理皆邪,读之将恐染神乱志,非徒无益。”(《鹤林玉露》乙篇卷四)故真氏选文,目的明确,为求正宗,欲为后世文辞立一标准。在《文章正宗纲目》中,他明确提出理学家的选文标准:尚理、弘道、宗经、资治。所谓“夫士之于学,所以穷理而致用也”(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八《总集类》),所收录者“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”,故而保留了大量的诏书、论谏、奏疏、章表、赞颂、碑铭及序、记、传等方面的范文。真氏自觉地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文学批评,开“谈理一派”的新模式。四库馆臣评曰:“自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出,始别为谈理之诗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)但在具体的选文和评语上,却不尽然。《文章正宗纲目·议论》:“书记往来,虽不关大体,而其文卓然为世脍炙者,亦缀其末。”又如《过秦论》文末评曰:“如谊所云,真书生之论也。今姑以其文而取之。”由此可见,对于文章的风格、艺术形式及文辞之工,真氏还是颇为在意的,尤其《续文章正宗》专选宋文,且以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的文章居多,而程朱的文章入选很少,这也显示出真氏晚年道统观与文统观的分离。

  《文章正宗》选文,秉持“文以载道”的宗旨。宋代理学是讲道之学,周敦颐曰文以载道,朱熹提倡文从道出、文道一贯,这种重道、尚理、轻文的观念对宋代诗文创作及文学选本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导向作用。真德秀将文章分为“鸣道之文”和“文人之文”,认为“鸣道之文”为正宗,“文人之文”乃“饰奸之具”。他选诗论文不谈美刺讽喻,专讲义理,以义理之学来解释古今文学现象。所谓义理为“性情之正”,与性情相通。《文章正宗纲目·诗赋》:“三百五篇之诗,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,而讽咏之间,悠然得其性情之正,即所谓义理也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八《总集类》)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创作均要“发挥义理,有补世教”。以此眼光,他认为汉代以后只有董仲舒、韩愈勉强够格,但他们仍然不能同“濂洛诸先生”相比。“濂洛诸先生”“虽非有意为文,而片言只辞,贯综至理,若《太极》《西铭》之作,直与六经相出入。”(《跋彭忠肃文集》,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卷三十六)正因为以义理之学为选文的标准,故而他视“濂洛诸先生”为宋代文学的代表。

 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思想家,阅历丰富,政绩卓著,知进退、识时务、重实干,是宋代理学家中担任官职最高、任职最长者。真氏之作,流传最广的是《大学衍义》《文章正宗》,其次是文集及对越甲乙稿、心政二经、读书记等。其理学思想、经世思想、文学思想均自成体系,多有研究的价值。但囿于古人“依门傍户,不敢自出一头地,盖墨守之而已”(《宋元学案·西山真氏学案》)的断语,以及今人对其选文标准的评价:“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,它完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,是对梁代萧统编《文选》宗旨‘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’的反拨。《文章正宗》是理学思想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,对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。”(袁行霈《中国文学史》)因此,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对其关注,研究视野单一,整体性的爬梳剔抉尤为缺失,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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