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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admin 发布于:2019-07-01 16:45 文字:【 】【 】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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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甲午战败宣告洋务派“自强求富”梦想破灭,救亡启蒙思潮和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,中国作家的思想观念和中国文坛的格局也在此时发生重大变化。康有为、严复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维新派登上文坛,反思并批判传统思想和文学原则,呼唤文学新变。“文界革命”“诗界革命”“小说界革命”及白话文运动等,均在此时显露端倪。与此同时,中国的语言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肯定文学进化史观,将之视为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发展演进大势。维新派认识到中国小说读者之众,但对其“诲盗诲淫”的内容痛加批判,意欲以近世欧美和日本小说为榜样,再造中国新小说,使之成为开民智、新民德、鼓民力的利器。

  甲午战争使中国遭遇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。甲午战败宣告洋务派“自强求富”梦想破灭,救亡启蒙思潮和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,中国作家的思想观念和中国文坛的格局也在此时发生重大变化。康有为、严复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维新派登上文坛,反思并批判传统思想和文学原则,呼唤文学新变。“文界革命”“诗界革命”“小说界革命”及白话文运动等,均在此时显露端倪。

  甲午变局中,广东举人康有为因带头发起“公车上书”,成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。康有为起草的那篇虽未上达却举国传抄、震动士林、轰传海内外的《公车上书》,以书生上的方式为四万万人请命,以今文经学“公羊三世说”演绎人类社会进化之理,提出一整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和社会风习改革方案。此文通篇洋溢着对维新变法后富强之中国的强烈渴望与高度自信,具有思想启蒙和文体革新的双重特质。康有为的这一兼具政论性、情感性和文学性的政论文章,骈散不拘,中西兼采,文体上打破一切门派家法,语体上开“通俗之文言”一派,发展出一种新体政论文学,开“文界革命”之先声。

  1895年,对甲午丧师有着切肤之痛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,依托天津《直报》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《辟韩》等震动时流的政论文章,讥切时政,诋排专制,抨击旧学,倡导西学,赞美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,推崇屈私为公的民主政体,向西方世界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,为救亡图强开出标本兼治的药方,以雷霆之音向国人发出“不变法必亡”的痛切警告,以振厉之气憧憬中国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的美好愿景,在沉滞的思想界和文坛刮起一股强劲的。

  受甲午战败刺激,时人眼中“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”的严复,认定泰西诸国强盛之基在于其学术思想。他发愤译著《天演论》,将西方进化论思想引进国内,并结合中国国情阐扬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、适者生存的真理,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,在民族危亡时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竞存意识。进化论思想的引入,成为中国学术思想近代新变的重要转折点。严复桐城气十足的《天演论》,被视为桐城古文因时而变、开疆辟域的标志性成果。随着《天演论》广为流布,进化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,影响甚至主宰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。与此同时,中国的语言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肯定文学进化史观,将之视为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发展演进大势。

  1895年秋冬时节,曾担任四年驻日公使馆参赞的外交官黄遵宪,通过广州一家私营书坊将《日本国志》刊行于世,一时风行。这部八年前就已定稿的经世之书,欲借史书形式记述日本明治维新成就,委婉表达著者的救时思想和用世之志。孰料抄本呈送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等朝廷重臣后,竟被长期束之高阁。甲午丧师、马关签约之后,姗姗来迟的《日本国志》的出版发行,对于民族自信力遭受重创、渴望了解日本而苦于无籍可考的中国人来说,不啻是渴逢甘泉。在《日本国志·学术志二·文学》篇中,黄遵宪参照日本经验,明确提出“言文合一”思想,为中国语言文字变革指出了“适用于今,通行于俗”的近代化、社会化路径,开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声。

  甲午之后,梁启超因主上海《时务报》笔政而名扬天下,其文章被称为“时务文体”,成为梁氏报章“新文体”的初级阶段。《时务报》时期,梁启超以“先知有责,觉后是任”的热情与信念,将今文经学“公羊三世说”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,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“变亦变,不变亦变”的道理,要言不烦、条分缕析讲给读者;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、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,以浅易通俗、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,产生“举国趋之,如饮狂泉”的阅读效应。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骄子的同时,其广采新知、文白杂糅、平易畅达、感情丰沛的“时务文体”,也开启了近代中国“报章兴”的新时代。

  1896年前后,聚居京城的夏曾佑、谭嗣同、梁启超三位热衷“新学”的维新党人,喜用“新诗”表现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,创作了一批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”的“新学诗”。他们所标榜的“新学”,由阅读汉以前经书和诸子书、来华传教士翻译的西书,加上个人的主观理想三种元素混合而成。他们所尝试的“新学诗”,蕴含着先觉者冲决“旧学”思想网罗的精神气度,表现出新派诗人以新名词表现新思想、新意境的努力,以及突破传统诗教规范的创新求奇趋向。1897年,黄遵宪在《酬曾重伯编修》诗中自称其诗集为“新派诗”。这位怀抱“别创诗界”志向、“吟到中华以外天”的新派诗人,以“我手写我口,古岂能拘牵”的创新性思维以及“诗中有人,诗外有事”的诗学追求,在甲午前后创作了大量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”的新派诗,《悲平壤》《哀旅顺》《哭威海》《书愤》等诗更是记录甲午风云和民族情感的国难诗史与民族心史。黄遵宪的“新派诗”实践和夏、谭、梁的“新学诗”尝试,为此后梁启超发起“诗界革命”提供了镜鉴与思路,成为晚清诗界革命运动的先导与前奏。

  甲午之后,“开民智”成为知识界的共识,不仅白话文和白话报成为潮流,此前被视为“小道”的说部,亦受到维新派的高度重视,地位得到飞速提升。1896年前后,康有为在日本书目中遍寻明治维新成功之法,并撰写《日本书目志》,为国人指明取道日本尽译西书的捷径。康有为在此书中将“小说”单列一门,在“识语”中声言“六经不能教,当以小说教之;正史不能入,当以小说入之;语录不能谕,当以小说谕之;律例不能治,当以小说治之”,宣扬“泰西尤隆小说学”的理念,率先将小说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认知。1897年,严复、夏曾佑在天津《国闻报》发表长文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,详尽剖析中国“说部之兴,其入人之深,行世之远,几几出于经史上”的原因与现状,得出“天下之风俗,遂不免为说部所持”的结论,宣称“欧美东瀛,其开化之时,往往得小说之助”。维新派认识到中国小说读者之众,但对其“诲盗诲淫”的内容痛加批判,意欲以近世欧美和日本小说为榜样,再造中国新小说,使之成为开民智、新民德、鼓民力的利器。此番见解,开“小说界革命”先声。

  甲午之后,学术思想界和文学界新旧分野渐明。在西学东渐和民族危机的现实刺激下,康有为、严复、黄遵宪、梁启超、夏曾佑、谭嗣同等新学家和新派作家,已经由传统士大夫转化为近代型知识分子。他们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,有着以西洋文明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,以及以文学传播新知、使民开化的思想启蒙动机。他们以冲决一切“网罗”的先锋姿态,借助近代报刊新式传播媒介,以思想新颖、感情激越、文体解放的新体文章和新派诗歌,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,热烈鼓吹民权思想和新学思潮,冲击和荡涤了千年以来的“道统”“文统”和“诗教”观念。他们在青黄不接的学问饥荒时代,在初离此岸而未临彼岸、两边不到头的过渡时代,以弃旧迎新的开创精神和探索意识,谱写了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最初的华彩乐章。

  甲午之后,中国文学体系的各构成要素,诸如作家身份、文学观念、思想规范、语体文体、传播方式、审美取向等,都不同程度地发生重要新变。中国文学体系全面变革的帷幕就此拉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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